□ 鄧全明 林長永

蘇州人理性、務實，但并不拘泥于現實，而是在基于現實的基礎上，勇于創新，敢為人先。總之，作為文化內核的蘇州人文精神既體現在崇文重教、重商重技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上，也體現在剛柔相濟的文化品性、兼容并包的文化態度上，還體現在理性、務實、敢為人先的思維和行動模式上。

蘇州作為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有獨具神韻的東方園林、水鄉古鎮，享譽全球的制造業中心，繁榮發達的經濟，更有特色鮮明、源遠流長的人文精神。

首先，蘇州人文精神在價值觀、人生觀上，表現為崇文重教但不排斥商業、機巧。蘇州崇文重教傳統具有南方文化的特色：崇文重教與重商重技并行不悖。蘇州崇文重教之精神在作為明代的“三言”“二拍”得到反映。《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中的糧商高贊在家境殷實后，沒有像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資本家那樣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獲取更多剩余價值而是轉向精神追求，可謂“賈而好儒”、崇文重教風尚的具體表現。

蘇州崇文重教，但并不排斥、貶低商人和商業活動，其價值取向具有較為濃厚的商業化氣息和市民化傾向。“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都不事科舉，以售賣書畫為生而為時俗所重；金圣嘆將不登大雅之堂的《水滸傳》《西廂記》與《莊子》《離騷》《史記》、杜甫律詩相提并論，吳江派推崇“俗言俚語”，沈璟、李玉等士人涉足商業化的戲劇創作，都是蘇州濃厚的市民文化氣息的體現。與蘇州高度發達的經濟相應的是龐大的市民階層和市民文化的繁榮。如果說馮夢龍的“三言”成功從消費角度反映出蘇州市民文化的繁榮，那么袁宏道的《虎丘記》、張岱的《虎丘中秋夜》所記中秋月夜賽歌盛況則是蘇州市民文化繁榮之真實寫照。道家反對機巧之事，儒家雖不反對機巧，但以為機巧不是君子所為，故此能工巧匠得不到重視。明清時期的蘇州作為全國最為著名的制造業中心，手工業之發達、繁榮和技藝之精湛、高超為全國之最。《天工開物》中寫道：“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如果說手工業的發達和龐大的商業需求是蘇州精湛、高超技藝的物質基礎，重視技藝、追求精益求精的價值取向則是社會基礎，使得精益求精內化成為蘇州人的精神追求，代代相傳。

其次，在文化品性、立場上表現為剛柔相濟、兼容并蓄。蘇州是典型的水鄉，一方面，江河湖泊眾多給居民帶來豐富的漁業資源以資生活，另一方面，如水利系統落后則導致水患頻發、交通不便，大大影響居民生活質量。水鄉的生活環境對蘇州先民性格產生了雙重影響：水的靈動、多變造就了蘇州先民靈活、長于變通的特點——即剛柔相濟的“柔”；早期蘇州先民水鄉生活環境十分惡劣，在惡劣環境下討生活養成了蘇州先民剽悍、勇猛、剛毅、頑強的性格——即剛柔相濟之“剛”。總體而言，魏晉之前的蘇州文化精神雖是剛柔相濟，但仍以“剛”為主導。六朝后期到唐宋時期，蘇州的生活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蘇湖成為重要的糧食生產地。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禮樂文化深入人心，并逐漸改變了蘇州人的精神品格——剛柔相濟的文化品格真正形成。剛柔相濟的文化品格為兼容并包的文化立場奠定了心理基礎，使得蘇州在文化碰撞時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

歷史上蘇州經歷了幾次大的人口遷徙和社會轉型、文化碰撞。先秦時期泰伯奔吳，六朝時期北方大批士人南下，南宋時期漢人為躲避異族統治南遷，近現代時期蘇州與上海之間的人口遷徙。每一次人口遷移都帶來文化的碰撞、斗爭與融合。總體而言蘇州在文化交流中選擇了靈活、變通的態度，表現出比較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經過唐宋的積累，明清時期的蘇州發展成為“中國農耕文化的最高典范”，但隨著工業文明的到來，社會轉型勢在必行。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上海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先鋒和中心城市，而作為“中國農耕文化的最高典范”的蘇州轉型顯然更為困難。不過，蘇州再次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迎接新文化的洗禮，使得蘇州文化由“江南之江南文化”演變為“中國之江南文化”，最終演變為“世界之江南文化”，成為中國現代文化重要典范城市。

再次，在思維、行為模式上表現為理性、務實、敢為人先。思維、行動模式屬于文化的深層結構，也是一個地域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理性、務實、勇于創新、敢為人先可以說是蘇州人文精神思維、行為模式最為鮮明的特征。明中葉后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是復古派與革新派的對立和斗爭。總體而言，作為崇文重教典范地區，蘇州的知識分子更傾向于站到維護傳統的一邊，如明代著名文學家和學者王世貞、明后期重要社團復社領袖張溥、大學士王鏊等都具有復古傾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蘇州的那些復古派成員并沒有走到頑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們多在復古的旗幟下行改善民生、社會之實，這與蘇州理性、務實的思維模式有關。務實、理性的精神，使得蘇州那些具有復古傾向的士大夫，能夠擺脫理論的束縛，正視蘇州社會發展的新事物、新現象，從而避免食古不化的文化立場。

蘇州人理性、務實，但并不拘泥于現實，而是在基于現實的基礎上，勇于創新，敢為人先。“蘇南模式”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涌現出來享譽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它的成功既是理性務實的成功，也是勇于創新的成功。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園區經驗“三大法寶”既是蘇州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中培育和塑造的時代精神，也是對蘇州理性、務實、敢為人先的人文精神的繼承與光大。另外，在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征程中，蘇州無不爭為排頭兵，都體現了敢為人先、敢闖敢為的蘇州人的精氣神。

總之，作為文化內核的蘇州人文精神既體現在崇文重教、重商重技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上，也體現在剛柔相濟的文化品性、兼容并包的文化態度上，還體現在理性、務實、敢為人先的思維和行動模式上。

★作者鄧全明為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林長永為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