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戰中，敵人的子彈打中了我的臉，至今彈頭還殘存在面孔里。”抗戰老兵朱斌指著自己的臉頰告訴記者。出生于1925年的朱斌祖籍山東萊陽，1942年參加八路軍。回憶起80多年前的烽火歲月，他說：“走向戰場的那一刻，我已將生死拋在腦后。”

17歲那年，朱斌在去學校的路上看到了招兵通知，他沒有絲毫猶豫就去報名了。“我是家中的獨子，母親不舍得我參軍，地方上考慮到我家中的情況，也不讓我參軍，但我的心意非常堅決。”看著日本鬼子從海上登陸，在自己的家鄉燒殺搶掠，滿目是血淚和焦土，朱斌感到無比憤怒：“親眼目睹日本鬼子對家鄉同胞的瘋狂殺戮，我就想憑著男兒的一腔血性，沖出去和鬼子拼命。”

來到戰場上，朱斌卻不得不面臨“器不如人”的現實：自己部隊的武器遠不如敵人的好，漢陽造步槍射程不遠，打得也不夠準，不如鬼子的三八大蓋打得遠、打得準。“但那又怎么樣？照樣干他們！我們拼勁更足，膽子更大、更玩命，以雙倍的兵力拼他們！”朱斌回憶道，在一次攻堅戰中，兄弟部隊的一營干部、戰士差不多都犧牲在戰場了，他們二營作為預備隊頂上，最終也只剩下當營長的他和幾名戰士，但戰斗終獲勝利，全殲了敵人。在這次激烈的戰斗中，朱斌面部中了敵人的子彈，子彈沒有打穿他的頭骨，留在了面部。限于當時的條件，沒法取出子彈頭，這枚彈頭，就一直嵌在他的面部幾十年，至今，每逢陰雨天，都隱隱作痛。

當時，朱斌所在部隊的主戰場集中在膠東半島。電影《紅高粱》展現的高密抗戰場景，他就是直接參與者，其間，他親身經歷了與日軍騎兵面對面的戰斗。“我個頭不高，拼刺刀不是我的強項，但我槍法好、出槍快。”朱斌選擇讓槍口發言，倒在他槍口下的日軍數不勝數。在朱斌看來，他肩負著無數犧牲戰友的囑托與使命，必須用鮮血和智慧與日寇拼命。

朱斌所在的部隊從高密打到天津，又從天津打到湖北竹山，一路上全部是步行，有仗打就打仗，沒仗打就行軍，有時一夜急行軍一百多里，有的戰士就是在急行軍的路上犧牲的，因為體力消耗過大，累死了。“但為了勝利，我們必須快速行軍。”朱斌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還歷歷在目，“途中，有時餓得不行，就抓一把草塞進嘴里，無論什么草都吃，我們一邊快速行軍，一邊嚼著草。”

在戰局大有改觀的時候，組織上照顧朱斌，讓他回家看看母親。回到離別多年的故鄉，他感到無比親切，無比欣慰。“我之所以離開家鄉，就是為了更好地保衛家鄉。如今重返家鄉，面部帶著一顆沒有取出來的子彈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朱斌說，如果再來一次選擇，他還會作出當初的抉擇。

戰爭結束后，朱斌從部隊轉業，加入到蘇州的和平建設中來，作為電力戰線的一員，他始終兢兢業業地奮戰在崗位上。

“我是個抗戰老兵，只要挺立著，就是共和國的忠誠衛士。”朱斌目光堅定，舉起右手莊嚴敬禮。

□“抗戰老兵口述史”采訪組（由蘇州市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蘇州市中共黨史學會聯合蘇州科技大學組建）